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轼（整理了苏轼的作品，生平年谱，世序，官职，宦游路线，交游对象等。见：su.jiangyu.org），有点上瘾，有些心得，写点总结，做点记录。
祖上，籍贯
苏轼祖籍四川眉州眉山，苏洵认为自己这一脉是唐代苏味道之后（难以确实，附会而已），苏味道是唐赵州栾城人，所以苏轼自称赵郡苏轼，苏辙有《栾城集》。而苏轼死后，为何葬于汝州郏城县（今河南平顶山市北部），说法很多，莫衷一是，难有定论。唯一有迹可循的是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墓志铭》提到的“即死，葬我嵩山下，子为我铭”，嵩山旁支箕山即在郏县内。当然也可能与苏轼“是处青山可埋骨”的想法有关。苏轼之后，苏辙，以及两人的很多后代均归葬于此。
科举名次
因为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墓志铭》中说“文忠（欧阳修）惊喜，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（第一名），疑曾子固所为，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，乃置公第二。”这一论述广为流传，以为苏轼科举考试是第二名，其实不然。宋朝科举种类，流程很复杂。
苏轼先是在嘉佑元年参加礼部秋试，其时主考官是欧阳修，苏轼第二名，也就是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提到的这一情况。来年，也就是嘉佑二年，参加殿试，第六名，进士及第，然后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这一官职，也许是对这一地方官职不满意，苏轼不赴。按照宋朝的官制，科举中第以后有三次官职选择机会，三次以后还不满意就需要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了。苏轼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参加了制科考试，入三等。纵观两宋三百多年历史，一共出了118个状元，却只有4人“入三等”，在苏轼之前只有吴育一人，其后二人为范百禄和孔文仲。制科考试以后，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这样的京官。按照宋初的官制，大理评事是一种阶官，亦即寄禄官，只表示官阶的高低，不实任其事。苏轼的实际职事是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古代科举到唐宋时还是很好的，科举选拔出来的多是青年才俊，比较出名的。比如苏轼这一届，嘉佑二年的龙虎榜，《宋史》有传的共有24人，分别是章衡、窦卞、罗恺、邓考甫、王回、王韶、王无咎、吕惠卿、刘库、刘元瑜、苏轼、苏辙、郑雍、林希、梁焘、曾巩、曾布、程颢、蒋之奇、杨汲、张载、张璪、章惇、朱光庭等。这一届中有九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、郑雍、梁焘、吕惠卿、苏辙、林希、曾布、张璪、章惇等。
状元是章衡，章惇的族侄，章惇也参加了这届科举，也进士及第，但耻于章衡之下，拒不受敕，二年后重新参加了科举。章惇与苏轼是同年，亦敌亦友了一辈子。
到明清时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唯一标准，八股取士，这样这一考试用人选拔制度就坏掉了。其实宋王安石变法时出现过短暂的类似情况，当时以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作为官方教材，颁行太学和州县学校，很明显这种方式容易禁锢思想，难以百花齐放，好在不久就废除了。而嘉佑二年能选拔出来这么多青年才俊，以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无关系，古文运动虽是诗文革新运动，但其对活跃文化，解放思想，百家争鸣大有裨益。
丁忧
苏轼任官不久，父母相继离世，按照古代制度，需要丁忧。丁忧时间为三年，实际执行是25个月（有27个月的说法），宋明两朝，丁忧结束可以回去继续做官，原有职务级别不变，而汉代不一样，丁忧结束，一切需要从头再来。
官职
很仔细的研究过苏轼的所有官职，参考阅读了《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》一书，做了总结（见 su.jiangyu.org）。从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开始，苏轼曾主政八州（密州，徐州，湖州，登州，杭州，颍州，扬州，定州。早期还有通判杭州的经历），贬谪三州（黄州，惠州，儋州）。做过最高官职是礼部尚书（其还做过兵部尚书，吏部尚书。六部中，礼部尚书官衔最高），还担任过龙图阁学士，端明殿学士，翰林侍读学士，知制诰等重要职务，距宰相之位一步之遥。但可惜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。
弟弟苏辙则不一样，最高官职做到尚书右丞，相当于副宰相。在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名录上，苏辙得以位列“曾任宰臣执政官”的27人之中，而苏轼只能作为“曾任待制以上官”，49人中的第一名。上面提到的与苏轼亦敌亦友一辈子的章惇，在元祐党人碑中为“为臣不忠曾任宰臣”2人之一，另一个是王珪。
宋朝官制，在元丰改制前，有六个基本要素，分别是散官阶，寄禄官阶，职，差遣，勋和爵。勋和爵与苏轼关系不大，这里主要说说前面四个。
宋前期文散官阶承袭自唐代，实际意义很小，主要作用是标志官品，藉此决定官员的章服。比如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，苏轼的弟弟苏辙退休时，被授予太中大夫。元丰改制以后取消了这一制度。
寄禄官阶，即所谓“官、职、差遣”中的“官”，起文臣迁转官阶、确定俸禄的作用，比如苏轼的大理评事即为寄禄官，是一种京官，不表明其负责的职事。
职，为“职名”的简称，表明的是一种政治地位，没有具体职事，比如苏轼曾经担任的龙图阁学士，端明殿学士。
差遣才是官员具体负责的职事，比如苏轼的知密州军州事，知杭州军州事。
艺术成就–词
这个是重点，苏轼在诗，词，文，绘画，书法均有很高成就。宋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，词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文章方面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绘画方面是后世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基石，书法方面，与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并称宋四家。
苏轼作品以及种类太多，目前只通读了其词作。苏轼流传下来的词作有近300首，比较著名的有40多首。
词是诗余，历来地位不高，东坡全集中不包含词，所以历来东坡词都是单独刊行，最早的东坡词刊本是宋人傅干的《注坡词》。近代有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，刘尚荣《注坡词》，朱祖谋《东坡乐府编年》，曹树铭《苏东坡词》，郑向恒《东坡乐府校订笺证》，石声淮，唐玲玲《东坡乐府编年笺注》，薛瑞生《东坡词编年笺证》，邹同庆，王宗堂之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等。
傅干的《注坡词》不是按照编年排序的，将词编年能更好的帮助了解词人的创作背景，准确理解词作的含义。所以参照上面提到的几本有关东坡词的编年著作，编年整理了东坡词（见 su.jiangyu.org）。
苏轼创作词的最早时间，学界没有定论。但通判杭州期间，是其早期词作的高峰期，离家别亲，时常在属下郡县巡视，很容易在年轻的心增添离愁别绪。
行香子.过七里濑
一叶舟轻，双桨鸿惊。水天清、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
重重似画，曲曲如屏。算当年、虚老严陵。君臣一梦，今古空名。但远山长，云山乱，晓山青。
这首词是苏轼通判杭州，巡查富阳、新城等地，来到桐庐，乘舟漂流在富春江上，经过七里濑时，被周围美丽的景色所吸引，心有所感，写下的。我在博文–富春山居图 中有提及。尤其喜欢其中的“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”，“远山长，云山乱，晓山青”句，完全是一幅典型的水墨山水画。
这首词中“算当年、虚老严陵。君臣一梦，今古空名。”说的是一个典故，严陵，即严光，字子陵，东汉人，曾与刘秀同学，并帮助刘秀打天下。刘秀称帝后，他改名隐居。刘秀三次派人才把他召到京师。授谏议大夫，他不肯接受，归隐富春江，终日钓鱼。世人多认为严光钓鱼是假，“钓名”是真。这里苏轼以为刘秀称帝和严光垂钓都不过是梦一般的空名而已。
苏词的特点，一首词中一般只用一个典故，这样对普通人读懂，理解很重要。不像辛弃疾，“用事太多”，一首词中典故太多，比如著名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用了七八个典故，全词的确雄奇悲壮，但情感，叙述起承转接，始终让人生堆砌典故之感，不够自然。这个话题争议很大，就不继续展开了。
醉落魄.离京口作
轻云微月，二更酒醒船初发。孤城回望苍烟合。记得歌时，不记归时节。
巾偏扇坠藤床滑，觉来幽梦无人说。此生飘荡何时歇？家在西南，常作东南别。
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，其时苏轼39岁，已在杭州通判任上4年多时间了，在异乡宦海漂泊，对家人思念无法抑制。很喜欢“家在西南，常作东南别。”句，与我的经历，甚至描述的方位都完全一样，应该是感同身受，共情了。
江城子.密州出猎
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
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。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
这首词被学界视为豪放词的开山之作。词除了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低吟徘徊，也有“向上的一路”。
词作方面，苏轼留下了很多第一，目前看来是前无古人，也后无来者了。比如千古第一中秋词，第一悼亡词，豪放词的经典之作–念奴娇·赤壁怀古等等。
平均来看，苏轼在仕途顺利时，较少作词，比如其在京任职几年间，词作非常少。而贬谪黄州时期，词作很多，流传下来很多精品。
卜算子.黄州定慧院寓居作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
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元丰三年(1080)二月，苏轼初贬黄州，临时寓居定慧院。乌台诗案，惊魂未定。白天不敢出门，只敢晚上“漏断人初静”时出来走走，多么像一个“缥缈孤鸿影”。
从最初的惊魂未定，到慢慢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，建雪堂，开荒东坡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自喜渐不为人识。心态变得平和，旷达。于是有了我最喜欢一首东坡词：
定风波.莫听穿林打叶声
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。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（1082）春。此时苏轼已在黄州贬谪2年，考虑买田在此终老。在沙湖去看田，路上遇到了雨，没有雨具，于是只能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了，有意思的是这次“任性洒脱”不久，苏轼就感冒了。因为苏轼在《游沙湖/游兰溪》一文中写到：
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，亦曰螺师店。予买田其间，因往相田得疾。
生活逐渐安稳下来，往日的朋友相继来访，没了往日朝堂之上的蝇营狗苟，苏轼开始思考人生意义，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，也有了这首
临江仙.夜归临皋
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，倚杖听江声。
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夜阑风静縠纹平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馀生。
黄州贬谪5年后，苏轼被朝廷重新启用，入朝为官，最高职位至礼部尚书。但朝廷新旧党争激烈，作为文坛领袖，苏轼难免身陷其中，几起几落。最后遇大赦，从贬谪的海南返回中原不久，于1101年病逝于常州。
苏轼晚年的词作，比较著名的很少，有一首据说是写给朝云的，很有韵味。
蝶恋花.春景
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王朝云去世之后，苏轼“终生不再听此词”。
苏词中的精华句子还有：
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
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？
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。
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
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以上是词作，苏轼流传下来的诗，文，书牍等太多，暂时没时间消化，是接下来重点阅读了解的了。
关于苏轼，有这样一个评价，“书不如画、画不如文、文不如诗、诗不如词”。不知等我看完苏轼的全部作品以后，是会赞同这个观点，还是另有想法。
宦游经历
苏轼早年跟随父亲苏洵，与弟苏辙一起从家乡眉山赶赴京城开封参加科举，中举不久母亲病逝，回家丁忧。然后全家迁往京城。后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，任期满了以后回朝判登闻鼓院，直史馆。不久结发妻子与父相继病亡，回籍丁忧。丁忧期满，续娶王弗的表妹王润之，然后又举家回朝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眉山。
我制作了苏轼宦游经历的示意图，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其一生所到之处。
（不知为何SVG矢量图此处不能显示，可以直接访问：https://cdn.jiangyu.org/2022/10/huan-you-2022-10-09-111816.svg）
苏轼一生主政八州，贬谪三州。八州分别是密州，徐州，湖州，登州，杭州，颍州，扬州，定州。早期还有将近五年的通判杭州经历。
晚年遇大赦，北归经过金山寺，看见李公麟画的东坡像后，曾题诗：
自题金山画像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所在，总结到曾经贬谪的三州上，黄州，惠州，儋州。写这首诗时苏轼距离自己生命的终点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，应该是有所预感，在生命最后时刻给自己做了总结，其旷达的秉性可见一斑。
交游
苏轼一生交游很广，“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”。具体说来，有游侠（陈季常，河东狮吼的男主角），道士（八岁以道士张易简为师），僧人（家乡眉山的宝月大师，佛印，参寥子等等），同年，老师弟子，歌姬等等。这里重点说说苏轼与王安石和章惇的交游。
熙宁年间，王安石为相，主持变法，因新法实施过程中有些问题，苏轼上书反对变法中的某些做法和举措，得罪王安石，难于立足朝廷，只能外任。
将近十五年后，反对变法的元佑党人上台，苏轼被重新启用，回京任职。此时王安石已罢相多年，在江宁钟山附近营建半山园隐居，经历丧子之痛，晚景凄凉。
苏轼回京途中特意去拜访王安石，而王骑着毛驴早早迎候在码头。不世出的两人一笑泯恩仇。
这次见面，苏轼作《次荆公韵四绝》，其中一首写到：
骑驴渺渺入荒陂，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。
而王安石则感叹：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。”
接下来说说苏轼与章惇的交游。上面有提到章惇与苏轼是同年，都是嘉佑二年的进士，但当年状元章衡是章惇的族侄，章惇耻于章衡之下，二年后重新参加了科举，中一甲第五名。其人性格，才学可见一斑。
早期，苏轼与章惇关系很好。除了同年情谊，两人正式交往始于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其时章惇为商洛令，苏轼通判凤翔，两地相邻，互有往来。
其后，熙宁年间，章惇追随王安石，支持变法，升迁很快，而苏轼只在地方任职。乌台诗案时，身为翰林学士的章惇，为苏轼仗义执言，在神宗面前反驳宰相王珪。此时苏章的情谊达到了顶点。
时过境迁，时间来到元佑年间，神宗驾崩，年幼的哲宗继位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掌权，曾经的反对变法的官员得到重用，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兄弟。而支持新法的，诸如章惇等人在朝堂上遭受元祐党人的猛烈抨击。
其中，苏辙的弹劾，给了章惇致命一击，章惇被贬知汝州，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，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变成为一个闲人，章惇心里落差极大，用章惇语自道是：“洞霄宫里一闲人，东府西枢老旧臣。”比较奇怪的是，此时苏轼没有对章惇施以援手。苏家兄弟俩情深，世所皆知，苏辙出手，很难不让章惇以为背后没有苏轼的影子。也许此时仇恨报复的种子就此埋下。（真相究竟如何，还需要研究探讨。）
风水轮流转，九年后，哲宗亲政，重新起用新党，章惇被任命为宰相，对元祐党人进行清算。于是被章惇怀恨在心的苏轼被一贬再贬。
章惇独相七年，苏轼贬谪岭南海南共六年四个月。普遍观点认为章苏之间固有政争，但章惇对苏轼更多的是私怨。
苏轼不是元祐党人中官职最高的，但却是贬谪处罚最厉害的，一则因为其文档领袖的地位，二者拜章惇所赐。
现有史料表明，苏轼贬谪岭南，海南岛，都是由章惇具体安排和操作的。其甚至安排与苏家结怨将近四十年的程之才（表兄兼姐夫）提刑广南东路（惠州是其管辖地区），想利用苏程两家的宿怨，让程之才来迫害和收拾苏轼。没想到程到惠州不久，即与苏轼冰释前嫌，苏程两家重归于好。章惇这一借刀杀人的计划就此落空了。
当苏轼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的诗句传到京城，报复心理极强的章惇把苏轼再次贬谪到儋州，这次已经到“天涯海角”了。
苏惇关系的结尾，苏轼遇大赦北归，而章惇则因为新帝登基，改弦更张，被贬雷州。朝廷有风声传出，苏轼这次北归可能被任命为宰辅。章惇的儿子章援很紧张，写信给座师苏轼（章援中举时，监考官是苏轼），大意是希望老师拜相之后，能放过自己的父亲。苏轼很快回信，“但以往者，更说何益，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”，随信还附上了“白术方”，这是苏轼贬谪岭南期间养生所得，希望对章惇在岭南的生活有所帮助。不知道章惇看到苏轼的回信心中会作何感想！
乌台诗案
这个没太多需要说的，现存的很多文献对此记载很详细，比如乌台诗案.明刻本，乌台诗案.清抄本，乌台诗案.明.秦氏玄览中枢抄本等（见我制作的专题：乌台诗案）。
比较有意思的是按照有些历史记载的说法，著名古代科学家沈括在乌台诗案前期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。当然这一看法有争议，但确信的一点是，沈括人品有点问题，有才无行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六十三 熙宁八年（乙卯，1075）条中，有记录：甲午，龙图阁待制… …上曰：…欲令沈括及孝宽判兵部…安石言：沈括壬人…安石因言沈括壬人，不可亲近。
王安石说的壬人，是指巧言谄媚、不行正道的人。
情感
苏轼与苏辙的兄弟之情，我们耳熟能详的《水调歌头.明月几时有》，还有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：
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解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？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送别时，“亦知人生要有别，但恐岁月去飘忽。寒灯相对记畴昔，夜雨何时听萧瑟。君知此意不可忘，慎勿苦爱高官职。”
乌台诗案时，苏轼以为命不久矣，写下绝命诗《狱中寄子由》：
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
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人间未了因。
《宋史·苏辙传》中说:“辙与兄进退出处,无不相同,患难之中,友爱弥笃,无少怨尤,近古罕见。”
关于爱情，苏轼写给结发妻子千古第一悼亡词，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
写给王润之的《蝶恋花》：
泛泛东风初破五。江柳微黄，万万千千缕。佳气郁葱来绣户。当年江上生奇女。
一盏寿觞谁与举。三个明珠，膝上王文度，放尽穷鳞看圉圉。天公为下曼陀雨。
写给朝云的《蝶恋花》：
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学术，思想，党争
苏轼的研究，其生平，才学，性格，作品都很多。但是对其学术思想，政治主张相关研究还不多，或者说所得结论还不够具体乃至权威，被广泛接受。当然应该也与其学术思想，政治主张不像文学作品，书画那么著名，光彩夺目有关。
一般把苏轼的学术思想归于蜀学，至于蜀学的含义，主张，指向性不太明确，后世不甚了了。一则是因为蜀学后继无人，不像二程的洛学，其后有朱熹、陆九渊，明代的王阳明。二则没有相应行政权力以推行。王安石的新学是变法的指导思想，也应其变法而彰显。再则，苏轼去世后不久，其作品马上遭到朝廷焚毁，“片纸只字，焚毁勿存”，文学性质的作品幸存者多，而思想性质的少。
现在关于苏轼政治主张的研究多关注于其任职地方官时的政绩，比如治理西湖，新修水利，抗洪赈灾，黄州时期的办理“育婴堂”，收养孤儿，惠州时期的发明自来水等等，均是很具体的工作。至于其政治主张，政治思想，研究不多，且多着力于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，观点的研究。
当然王安石变法，是有宋一代绕不开的话题。伴随着变法的，是党争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，“闽人狡险，楚人轻易，今二相皆闽人，二参政皆楚人，必将引乡党之士，天下风俗，何由得更淳厚！”其党争发端的可笑可见一斑。
由于新、旧两党更迭执政，苏轼的命运在这个党争的漩涡中也只能“随波逐流”，不能自已了。
我认为从现存东坡全集中，从其所写的论，制策，策略，奏议，书，启，状，尺牍等中总结，应该是能发掘其学术思想，政治主张脉络的。这些文字很多，需要时间慢慢读来。
有时想为什么喜欢苏轼，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洒脱，旷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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