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

想不起来为什么突然会读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。但仍能清晰的记得的很多年前看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红小兵们大跳忠字舞，高喊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镜头片段，给年轻的心所带来的震撼。

末代皇帝剧照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是非常忠实于溥仪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而改编拍摄的。但这段跳忠字舞的情节却是书中不曾写的，属于导演自己发挥，成了电影最为出彩的地方之一。这段情节目的自然在于讽刺，比较有意思的是电影《末代皇帝》1986年由中外联合拍摄，当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据说是第一部得到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，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。当时的气候可见一斑。

说回《我的前半生》。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此自传，1959年年末，蒙特赦被释放出来。《我的前半生》可以看作其对前半生的反省乃至觉醒，是自白书，自省书，某种程度上也是“认罪书”，“自首书”。

有电影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前，还想读读此书。一方面是猎奇的心理，想一窥皇帝生活，与影视剧，清宫剧是不是一样。另一方面，期望可以更多的了解近现代的历史事件，进程，相关的人物，细节等等。

书中，溥仪主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回顾了前半生。从头到尾都有自己的反省，反思，乃至“觉醒”。

在书的前部分，溥仪谈到了他的家世，祖父，父亲，母亲，太妃，光绪与慈禧，外祖父荣禄，义和团，袁世凯，汪精卫，老师（庄士敦，朱益藩等），胡适，梁思成，泰戈尔……

二岁时（1908年），慈禧临死之前将其选为皇位继承人。溥仪的一生命运就被改变。

父亲，母亲，弟弟从此君臣有别，相见很难，父子，母子之情，兄弟之情完全被剥夺了。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怪异。在宫中，有名分上的祖母–太妃来关照。而因被太妃端康训斥（认为对溥仪照顾不周），亲生母亲只得自杀。

太妃每餐送菜（太妃有自己的私人厨房，厨师），饭菜样式很多，吃不了多少，浪费严重。并有在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，这种形式是必不可少的（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），一来显示太妃的关爱，二来防止暗害。年轻的溥仪“不会给自己穿衣服，不会把饭盛到碗里。”甚至直到作为俘虏战犯被关押在苏联，乃至后来的抚顺，溥仪身边始终有人伺候他吃饭，穿衣等。

“退位以后，据内务府上报，每个月光吃，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。”民国政府承诺，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，当然时有克扣。

“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，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。”

退位以后，“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，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，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，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。”排场很重要，作为对比，“明朝崇祯皇帝最后上煤山的时候，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，冲这一点，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。”

这些排场和“关爱”是从幼小就培育起来的，使溥仪“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，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。”

义和团运动前期，为笼络人心，慈禧二话不说，很轻易的就把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兵部尚书徐用仪，户部尚书立山，内阁学士联元等一同处斩于菜市口。这相当于国防部长，财政部长，副总理轻而易举的就被杀了，伴君如伴虎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关于光绪的死，溥仪直截了当的说是被毒死的（这与现在的考古及医学解剖科学研究结论吻合），问题只是在于“到底谁毒死光绪的？”

袁世凯与汪精卫。
“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，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。汪精卫被捕之后，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。”

看来袁世凯当年与革命党沟通，中间的桥梁是汪精卫。很多年以后，汪精卫再次充当了类似的角色，只是此时是卖国贼了。
对于满清贵族，之所以不杀刺杀失败的汪精卫，“（溥仪的）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‘以安反侧之心’。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，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，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，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。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，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。武昌事起，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，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。”

“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，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，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，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。”

溥仪退位以后，暂居在紫禁城，与袁世凯比邻而居。“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，简直是‘钟鸣鼎食’，比皇上还神气！”

关于故宫三大殿的功能，“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（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，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） ”

关于读书学习以及帝师。
“六时睡，四时起。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，甚有兴味。”“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”。
如此看，帝王每天读书学习时间不长，晚上睡觉比较早。（起得也早）

“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，记得有时候他总有精神不振的样子，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，一打一个通夜，所以睡眠有点不足。”之前写萍乡，莲花，有关注到末代帝师朱益藩，从溥仪眼中，看到不一样的形象。哈哈！
赏赐大臣的字画等作品，“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”，多为帝师或其他人代笔，然后自己描红。

授权英国师傅庄士敦整顿内务府。
“（内务府）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“宣统御览之宝” 。如此，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，罗振玉的散氏盘、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，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，轰动了中外。”

寸草为标。
“我在宫里十几年间，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，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。”

遗老遗少，看重谥号，跑谥号。
“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，为了死后一个谥法，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，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。”

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。
“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（早年的接济之恩），最初的几部著作，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”。

王国维投湖死后，“王国维‘孤忠耿耿，深堪恻悯……加恩谥予忠悫，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，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……’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、学者，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‘忠悫公’设灵公祭，宣传王国维的‘完节’和‘恩遇之隆，为振古所未有’，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‘九泉相见，谅亦匪遥’。但是那个表现着‘孤忠耿耿’的遗折，却是个假的，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‘九泉相见’的罗振玉。”

“那时我身边的最善于钩心斗角的几个人，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，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，因而主人的隐私，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。在这上面肯下功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。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，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，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。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，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，谁也不愿担这个‘欺君之罪’，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，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‘爱国心’”。

书的后半部分，主要写退位以后（1912年），搬出紫禁城，暂住父亲的“北府”（1924年），然后出走日本公使馆，在日本人的庇护下，到天津（七年，1925-1932年），最后到东北成立“伪满洲国”（十四年，1932-1945年），乃至最后日本战败，被苏军俘虏（在苏联五年，1945-1950年），移交给中国，看押在抚顺，至1959年特赦。如此前半生！

（退位以后）“和洋人拉好关系是进可以取，退可以守，这是王公大臣们一致的意见。”

支持溥仪上， 日本军方和政界意见不一。军方是决心支持溥仪上台的。

占领东北，“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，为“南进”或“北进”铺起了启程的道路。”

“1945年，伪满末期，形势大变。对外面世界，变化几乎‘一无所知’。”主动和被动的。

被俘，看押在苏联时，“新中国宣告成立了，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，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，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。”

被俘时，“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。”而当年， “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哩”，笑:-D

被俘看押期间，“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，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。” 后来去植物园工作了

“我所接触到的青年，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”，其实时代还是没大的变化。至少从文化心理上看是如此！

“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，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”，很多时候背景被遗忘掉了。

“我在，即大清在”，我即国家和大清，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。

“我整个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，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，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，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，我就是国家、天意、真理的化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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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新觉罗·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
庄士敦《紫禁城的黄昏》